我接到那通电话时，正把新学校发给我的工牌挂在胸前。工牌上写着“林澈”两个字，下面是“高三数学组”。我盯着这些字看了很久，不由得感到陌生。并不是因为名字不熟悉，而是“高三数学组”这几个字显得异常陌生。过去的八年里，在重庆七中，我从未需要工牌来证明自己的身份。学生们叫我“老林”，年级主任隔着走廊叫我的名字，家长们在校门口远远就能认出我来。我所带的班级连续八年培养出区里最优秀的理科状元，学校的宣传栏每年六月都会张贴这些喜讯，底下小字常写着“班主任及数学教师团队的辛勤付出”。我在这句话上看了八年。今年的评优名单一公布，我站在公告栏前看了好几遍，发现没有我的名字，心里五味杂陈。

优秀班主任一栏没有我，教学先进个人栏也没有，连师德标兵都有遗漏，连那种安慰性质的“年度贡献奖”也未能赐予我。身后两位年轻老师恰好路过，其中一个小声询问我：“林老师今年又没上？”另一个立刻劝他闭嘴。我把手里的保温杯藏到身后，杯盖松动，热水滴落在指尖上，烫得我有些惊觉，但我并未移动。那张红色的纸贴得相当整齐，四个角都用透明胶压紧，我甚至能在玻璃上看到自己的影像。四十三岁，眼角已有皱纹，头发因粉笔灰而略显苍白。来自天津的我，已有十五年在重庆生活的经历。二十八岁时来到重庆教书，初衷只是想试一试。那时候正在天津的我爸爸劝我：“南方气候湿，饭食辛辣，你可承受不住。”我嘴硬回应：“年轻人有什么好怕的。”不久我便留了下来，结婚、生子，最终走到离婚的地步。重庆的山坡、细雨，以及半夜十一点仍然亮着灯的教室一点一滴将我磨成了如今的模样。

当我站在评优名单前，心中突然涌上了一种被磨灭的感觉。八年的辉煌之后，我仿佛像一块被频繁使用的抹布，虽然大家都知道工具好用，但从未被放置在显眼的位置。老周主任走出办公室时，看到我在公告栏前稍微慢了脚步，尴尬地笑笑：“老林，你在看名单吗？”我应了一声，心中增添了几分苦涩。“今年名额紧，你知道的，评优不仅仅看成绩，还要综合考虑。”这句“综合考虑”的说法，我已听了八年。第一个年度我没入选，是因为资历问题，第二年说已经给高三组分配了名额，后续的理由更是层出不穷。而到今年，我依旧没有。面对老周的安慰，我不禁反问：“那我这八年算什么？”老周怔住了，试图开口却无话可说。

学生们忙碌地走过，唐煦在我班上出生，他跟我打声招呼：“林老师好！”我回应他，而他又问我补课的事。我看着他渐行渐远，心头一阵堵苦。作为老师，我经历的委屈太多了。当学生成绩不佳时，家长责问你教学质量；而当成绩优秀，校方反而把功劳归给平台。周末辅导算不了加班，深夜批改试卷似乎也不算重负，高三班主任的手机永远处于开机状态。想象中我能忍受一切，直到看到那份评优名单，我才清晰意识到自己一直在自欺欺人。我曾以为学生的成绩便是荣誉，家长的认可重于奖状，做人不能斤斤计较。然而，八年的状元成绩却让我察觉到，其实是别人利用了我的付出，却将我的名字抹去。

上课时，我依旧认真教导，正在授课的立体几何上，我被窗外的香樟树摇曳的影像分了心，突然忘了接下来的步骤。教室里静悄悄的，学生们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唐煦小声提醒我，我回过神，勉强挤出一个微笑。在那堂课上，我异常放慢了节奏，铃声响起时，还有一道题未分析完。我原本会多拖三分钟，但那天我放下粉笔告诉他们：“下课。”学生们皆愣住，有人问我今天为何不拖堂，我望着他们，隐隐想笑。走出教室，恰好听到后排一个同学问：“林老师是不是不高兴？”我没有回头。

傍晚六点，我走进校长邱的办公室，他约莫五十出头，反应缓慢，总给人一种稳重的感觉。他正在繁忙地批文件，看到我时抬起头道：“林老师，请坐。”我却没有坐下，递上辞职申请，将薄薄的纸放在了他桌上，落下的声音似乎并不大。邱校长瞥了一眼标题，眉头微蹙。